五一六,敏感词,敏感词和敏感词

 

44年前的今天,也就是1966年5月16号,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《五一六通知》,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发动。十年浩劫由此开始。

我不想探讨其中的政治因素,基于部分正面反面的资料我们无法断定其中的是是非非。但其中折射出的人性问题,却是一直伴随着整个民族。文革假使有一点点好处的话,那么它暴露了这个民族本性的问题,让国民在血的狂热之后开始了一点理性的思考,只是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。

乱世彰显人心,那么一场浩劫,足以淘洗一个民族的灵魂。一个人的疯狂只会归入精神分裂,一个民族的狂热却往往带来灭顶之灾,其中纵使有一两个冷静的人,也只会被打入另册,毁灭于非理性的讨伐之中。值得深思的是,浩浩几亿人,为何同时陷入歇斯底里的政治狂热,甚至于其中能看清事实的,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字——刘少奇,彭德怀,遇罗克,林昭……

其实从个人崇拜的确立起,就足以宣告一个民族理性的丧失。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,同样,没有人是绝对错误的。文革最大的悲剧在于,哪怕是一点常识的东西,一旦与政治纲领不符,马上就被推翻。遇罗克写《出身论》,也只是说了一句“出身坏不代表个人没有革命的权利”的实话,就被一枪枪毙,尸骨无存。

我相信文革中很多人只是因为明哲保身,才不得不对被批斗者落井下石,但是全民族的思想缺失,缺失不争的问题。很少有人去想想,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,真正理性去分析的人,又往往摄于淫威,而不敢对此有丝毫反对。而行动中最狂热的支持者,缺恰恰是学生,一群受教育甚至高等教育者,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。

我想,中国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的问题。中国自古缺少独立的知识分子,所有读书人的理想都是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,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。由此带来的思想束缚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中国人对一切不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东西,都不感兴趣,因而导致拜金横行,追名逐利。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得不到的东西都会用“过程比结果更重要”来安慰自己,但是回到现实中马上就会想“结果还是很重要”。由此而带来的思想缺失,带来的重理轻文,带来的对人性的漠视和对他人的漠不关心,都是整个民族最大的祸患。历史证明,曾经的状元榜眼,曾经的八股文章,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潮流里,而流传下来的思想,却往往来自落魄的躯体,独立的灵魂。

其实我宁可相信中国只有教学没有教育。当我们学会了听说读写之后,就一头扎进应试教育的泥潭里,把一切与考试升学无关的书籍都叫做课外书,而老师还若有其事地鼓励大家读课外书。殊不知,对一个人产生深远影响的,不是语文课本,不是理化练习,往往是这些课外的书。作为一个懵懂的孩子,思想的束缚就是一种天性的泯灭,现行的教育则更像是一场思想杀戮。我们可以扪心自问,我们所相信的价值观,所采纳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多少被人灌输的,又有多少是自己思考的结果?

记得很久前看过一篇作文,说开卷未必有益,大概是说读了坏书害人害己之类。照这么一算,历史不能读,因为封建,小说不能读,因为叛逆,哲学不能读(马哲除外),杂文不能读,因为敏感词太多,散文不能读,因为空洞无物,诗歌我又读不懂,算来算去,也就只能经世致用,读数理化去了。一个人真想学坏,绝不是因为看了某本书,而恰恰相反,往往因为想学坏才去找书看。北大说“兼容并包”(现在不知道还包不包了),保皇派革命派并存的时候,也没见学生支持帝制。人类思想总在不断碰撞中前进,没有新的思想融入,如何能有进步。况且我党建立的时候,冒着被敏感词的危险,私下传阅马列著作,现在却把诸如敏感词,敏感词和敏感词的敏感词都和谐了,这又作何解释。

相信一个民族的理性是在不断的思想交流中产生的。袁世凯复辟为何失败,不正是因为民国几年的民主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么。一个民族没有一个独立的头脑,只会陷入自我的膨胀和自我封闭中,就如伟大领袖金正日领导下的伟大的朝鲜民主共和国一样。

陈寅恪先生说过: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我想这是每一个读书人应该追求的思想境界。而教育者的境界,就该如蔡元培先生所说——“兼容并包,思想自由”。受教育者应该有选择的权利,而不是只被动接受,那样跟填鸭有什么区别。中国这么多年的填鸭教育使我们更懒于独立思考,懒于质疑,懒于突破框架。中国的学生看似理科水平很高,却只是记下了一堆公式定理,而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。所以中国犯不着抱怨得不到诺贝尔奖,教育的问题和经世致用的理念的不改变,中国就不会有诺贝尔奖。

估计这篇文章的生存周期不会很长,虽然我没写什么反动的言论。中国现在的思想趋势一直是求安定求和谐,最好大家什么出格的举动都没有。我不主张暴民意识,也不想对政府口诛笔伐,那样跟红卫兵也没什么区别,思想开化本就是个很长远的过程,一味抵制终究是抵挡不住的。二十一世纪的潮流本就是和平与发展,由思想解放而达到文明提升,才是最终的出路。一个民族只有具有了独立思想和可贵理性,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,社会和谐。